渡十娘|施战军:香港文学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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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施战军
编辑|渡十娘
作为“容器”、“路径”特别是“园地”的香港文学
——在“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互动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香港文学有几个特色,首先是具有“容器”功能。无论是上世纪上半叶变乱时期作为避风港,还是和平时期成为人才聚集地,人们留在香港这个地方,往往使得香港的文化成为非常具有吸纳力的巨大的文化容器。比如现代时期,那么多“南来作家”成为“香港作家”并影响了香港文学特质形成的过程就是例证。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这个“园地”价值从许多文学创作的现象上能够体现出来。一是现代文脉的传承成熟之地在香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对周作人早期散文感兴趣,那时又读到三联书店出版的董桥散文,就有惊喜之感,董桥这样有现代小品文气质作品的存在,说明香港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文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的张中行、金克木等人重拾小品文之笔;在台湾地区也有林海音、琦君、朱氏姐妹和张晓风等人的创作;海外华文文学之中,能看到喻丽清等作家的美文,还有《农妇随笔》等佳作。这些作品与现代小品文以及张岱等人的晚明小品以及郁达夫等人当年推崇的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都德的《磨坊书简》等是相通相契的。就是说,这一类现代小品文的文脉在香港是有迹可循的,是未断且十分发达的。二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与香港有交集的作家们比如徐訏、曹聚仁等,一起构成了一种风景,告诉我们中国文学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那批人在香港的劳绩,在今天依然发生着鲜活影响,包括今天在潘耀明会长的散文创作中,依然能看到这种被激活了的文脉的踪影。
香港文学的“园地”价值,具有生长性、生态性、系统性,里面不仅包括衣食住行、世情风情那种自然生长的个人体察,它还把个体思索与家国质素在文学之中以最真切、最深情的方式呈现出来。回头来看,香港文学的文质兼修的内蕴和语风是最中国的,其结构实验的意识和探索又是最世界的。
在文学的社会运转和作家队伍建设方面,香港作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潘耀明会长做了很好的示范。他既是散文家,又是文学组织者、社会活动家,潘会长既像一棵茁壮的果树,同时又是辛勤的园丁,既是创造者,又是摆渡人。文学永远需要这样既生长自己、又成全他人的复合性生命,希望未来香港文坛能有更多这样的力量接续。
既往的香港文学满载市井传奇、生命奔突,展现的是一种“城之魅”,但香港不仅仅有人群密密麻麻的城市形象,香港还有海、有岛、有山。可以说,香港不仅仅有稠密的人海,更应该是“人之大野”,从文学的意义上看,香港还有尚未被过度开发的宝地。香港文学的前景应该是以文学的方式塑造生活的、生态的、生命的共同体,既观照人海也应涵盖山海,它的当下包含着历史与未来,包含着香港质感、中国质地、世界质素三个重要因素。香港文学有着无限可能,期待香港文学永葆紫荆盛放、百花满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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